專訪 | 黃益平：數字金融是很重要的中國故事
移動支付、大科技信貸、智慧投顧、智能風控……數字金融正在顛覆傳統金融形態。
正如普通人所感知，金融業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無科技，不金融”已成為金融業的共識和行動。
規模已位居全球第一的中國大科技信貸是否會形成新的不穩定機制？數據收集與分析如何規范？2023年5月30日晚，一場“大科技信貸的創新與監管”跨國線上會議聚焦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和規范。國際清算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等國內外官商學三界人士就上述問題進行深度探討。
事實上，中國數字金融已躍居世界前沿，并成為國際機構持續關注的熱點領域。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已經連續三年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邀，在美國華盛頓聯合主辦中國數字金融問題閉門研討會。這是IMF以往不曾有的舉措。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還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布魯金斯學會等國際組織分別成立了聯合課題組，共同研究中國數字金融問題。
國際組織為何如此關注中國數字金融發展？數字金融對于傳統金融體系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它的2.0時代呈現怎樣的生態景象？它是否更有利于金融穩定？ChatGPT將如何改變金融生態？數字化監管應如何跟上市場步伐？
南方周末為此專訪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他還曾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和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數字金融站在國際前沿
南方周末：你曾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也曾任職花旗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更多研究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你現在有一個職務是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是否轉向了？為什么？
黃益平：其實也算不上大轉向。金融問題一直是我主要的研究興趣。我對數字金融的興趣，其實就源于對金融問題的興趣。因為數字技術應用到金融領域后，對我們過去關心的金融的效率、風險甚至貨幣政策傳導等，都造成了很大影響。因此，由研究金融問題進入到研究數字金融問題，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黃益平：2013 年常常被稱為我國互聯網金融或者數字金融元年。此后，我國的數字金融飛速發展。當然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數字金融屬于國際前沿的金融創新，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中國故事”，因為我國的移動支付、大科技信貸、線上投資和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在國際上居于領先地位。北大有一批對數字金融問題有強烈興趣的學者，在2015年一起建立了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我們中心的研究經歷走過了幾個階段：剛剛開始的時候，主要是組織大家一起學習數字金融的創新實踐，把實踐者請進來講解和我們自己走出去調研；后來逐步展開商業模式與行業發展方面的研究，同時積極參與了國內一些重大的政策討論；再后來就開始做學術研究。現在我們每年都在國際國內優秀學術期刊發表40篇左右的論文。
我們的共同理念是，既然我國的數字金融創新走在了國際的前列，我國的數字金融研究也應該站到國際學數字研究的前排。而這確實也為青年學生、學者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學術發展機會。
南方周末：關于數字金融或者數字經濟，你領導的學院或者中心，有沒有參與過國家級的政策性課題，或者直接推動國家政策落地？
黃益平：我們團隊確實承擔過不少決策部門委托的政策研究課題。此外，我們一個重要的工作方式是經常性地組織一些大型研究課題、我們一起承擔完成了社科基金的重大課題“數字金融創新、風險與監管”、我們與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共同組建聯合課題組研究 “中國數字金融革命”，中英文報告已經出版。兩年前，我們還一起做了關于“平臺經濟創新與治理”的課題，深度參與了國內學術與政策討論。我們團隊還一起合作編寫了《數字金融學》教材，目前正在定稿，估計明年初出版。
小金融機構不應盲目效仿
南方周末：金融業內多將數字化視為金融科技的初級階段，即數字化階段，而智慧金融則是金融科技的高級階段。數字金融和智慧金融是進程，科技是手段。你認同這個說法嗎？你自已如何界定數字金融？
黃益平：簡單而言，數字金融就是數字技術應用于金融領域并改善金融服務。數字技術就是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其中人工智能是重點運作的技術之一。智慧金融并沒有脫離廣義的數字金融的概念。
最常見的三個概念：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和數字金融。“互聯網金融”是人民銀行等十部委于2015年一個文件里的正式定義；“金融科技”在國際上使用較多，金融穩定理事會專門有這個定義；在日常討論中，上述兩個概念主要指科技公司的金融業務，不強調傳統金融機構利用數字技術做的事情。我之所以用“數字金融”這個概念，是指將數字科技運用于金融領域，包括科技公司和傳統金融機構。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概念已被普遍接受，數字金融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如果說，整體上中國數字金融位于世界前沿，那么，正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傳統金融機構群體差異極大。你如何評價目前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水平？
黃益平：我們研究發現，大銀行數字化轉型效果相對好一些，小銀行相對差一些。為什么會這樣？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小銀行資金實力沒那么雄厚，而數字化轉型需要很多的投資和優秀的科技人才。第二，數字化轉型要真正見成效，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舉個例子，大科技公司在做的大數據信貸，用數據分析來做信用風險評估，支持信貸決策，好像每一筆貸款規模比較小，做起來也很方便。但得有足夠大的市場，才能做起來。如果是一家很小的農商行或城商行，很難完全依靠數據分析做風控，即便能做，也很難保證效益。
數字化轉型很重要，但還是需要因地制宜，采取適合自己機構的方式。規模較小的機構可以更多考慮一些流程上的數字化轉型，獲取一些外部數據支持信貸決策，或者和科技或金融機構合作，而不是盲目學習一些已經非常智能化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做法，每家機構都要應該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來做數字化轉型。
南方周末：現在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或者大型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希望向中小金融機構賦能，輸出科技。中小金融機構可以一買了之？
黃益平：如果外買，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買一個系統。買了系統，要會結合自身業務情況來做，但還是需要一定的能力來運行、改進。二是和科技公司合作，現在監管機構有明確要求，即風控不能外包。即便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數據和科技，金融機構還是要做風險評估，做信貸決策。中小銀行是否有能力做這樣的大數據分析和信用風險評估呢？每個機構的情況不一樣。
中小銀行的相對優勢還是在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它們對本土市場熟悉，了解本土借款人。通過數字化的技術和數據把本地客戶更好地服務好，而不是盲目地效仿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或大型金融機構。
南方周末：我們觀察，雖然很多傳統金融機構認識到“無科技不金融”，但技術內核和業務覆蓋雷同。你怎么看這種狀況？有可能改變嗎？
黃益平： 技術內核和業務覆蓋雷同本身不一定是問題。我國四千多家銀行，做的業務也都一樣。關鍵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數字技術改進金融服務的效率和風控。不過數字技術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規模效應，就是規模越大、效率越高，這樣可能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金融機構如何生存、發展，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關鍵還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而不是盲目跟風搞數字化轉型。
數字金融最大突破在普惠金融
南方周末：較之傳統金融，數字金融的重大突破在于千人千面，還是普惠金融？
黃益平：數字金融可以全方位提升和改善金融行業的效率、風控和觸達，但最大的突破是在普惠領域，觸達和覆蓋了原來傳統金融不能觸達和覆蓋的地方和人群。比如，移動支付、大科技信貸。而且，觸達和覆蓋之后，風控還不錯，并沒有產生一堆爛賬。
南方周末：你觀察，中國目前“數字金融發展2.0”有什么顯著不同？
黃益平：數字金融正進入一個全新階段。之前主要是科技平臺在做數字金融，現在很多傳統金融的數字金融也很活躍，如工農中建等；早期數字金融多依托消費互聯網，現在越來越依托物聯網、供應鏈和產業互聯網等，有了更多突破方向；原來更多運用在移動支付和大科技信貸方面，將來會越來越多地在保險、投資、數字人民幣方向有新進展；原來更多是國內金融服務為主，將來會更多在跨境金融交易服務；原來有監管不到位的地方，現在做到了監管全覆蓋。
南方周末：ChatGPT被視為百年一遇之技術革命。不少金融機構開始接入這一技術。有不少人認為，金融機構因有海量數據是其較快應用這一技術的行業之一。你認為，它將如何改寫這一行業的生態？
黃益平：關于大語言模型，中外之間有多大差距還不好判斷。這種大語言模型將來應用到金融領域能在什么地方突破，還有待觀察。但確實有想象空間，而且確實會改變我們的金融生態。包括ChatGPT在內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實現更廣更深的觸達，比如，每一位普通人都可以享受類似于私人銀行的個性化金融服務；人工智能可以實現金融服務效率提升和實現更好的風控。
中國數字金融市場份額最大
南方周末：國際上為何如此關注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它能在多大程度改變一個國家的金融生態？
黃益平：中國數字金融一直走向世界前沿。在國際上，有三個國家的數字金融比較有特色：美國的技術比較先進，英國的商業模式和相關政策比較前沿，中國的市場做得最好。
舉例而言，我們的移動支付有近10億活躍用戶，解決了普惠金融問題。對于國際組織而言，這是一個革命性突破。2022年，新冠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就大科技信貸召開了專項研討會。在特殊時期，大科技信貸，這種線上無接觸信貸解決了以往傳統金融機構無法實現的業務。
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我們合作較多的國際清算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都高度關注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原因在于中國數字金融確實做到了之前傳統金融無法實現的事情。
數字金融是一個國際前沿的金融創新。與此同時，它又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故事，中國數字金融市場份額最大，普及率最高。
數字信用削弱“金融加速器”機制
南方周末：如果換一個角度是否可以這么說，國際上高度關注中國數字金融的原因還在于它對金融穩定的正向價值？數字金融最重要的支撐是數字信用。你曾經說過，數字信用不但為發展普惠金融提供了一條可能途徑，還能削弱“金融加速器”抵押品渠道的作用，促進金融穩定。數字信用為何能做到這一點？
黃益平：“金融加速器”是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的理論研究成果。舉個例子，抵押貸款的貸款額度跟抵押品的價值正相關。比如說，房價漲了，銀行的信貸供應就增加，因為大家的資產值錢了，它可以提供更多貸款。信貸越寬松的話，房價會越漲。反之，房價跌了，銀行就要收回貸款，信貸減少，房價進一步下跌。這就是他們說的“金融加速器”，就是好的時候越來越好，糟糕的時候越來越糟糕。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抵押貸款與房價之間有一個非常正的、明顯的彈性系數，即確實發現房價漲則信貸增加，房價跌則信貸減少。但當金融機構用數字信用而不需要抵押品時，其實就是信用貸款。只有這種方法，貸款與房價之間沒有任何關系，房價漲跌與信貸增加及減少沒有關系。這就相當于把伯南克所說的“金融加速器”的機制取消掉了，或者起碼削弱了。
“金融加速器”本身會加大金融不穩定?，F在這個機制被削弱了或者取消了，從理論上來說，金融就會變得更穩定。當然，一個機制消失了，也許會有新的機制出現，比如大科技信貸比較依賴現金流，這會不會形成新的金融不穩定機制，值得做深入的思考與研究。
數字金融更有預見性
南方周末：數字信用對于普惠金融的長尾有效性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已經實現。但數字信用似乎不能對抗經濟下行周期和突發性因素。比如，2022年金融科技公司的不良率上升就較快。另外，比如說，一個地區一項政策或一個小生態的突然改變，信用數據就難以預判。你如何看待數字信用的預判力？
黃益平：經濟周期發生改變或者出現突發性沖擊的時候，大數據風控的效果會明顯下降，這是事實，但不一定是突出的缺點，因為沒有一個現行的風控手段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即便抵押貸款也一樣，抵押貸款看起來很靠譜。但如果發生金融危機，房價就會急劇下降，本來 100 萬的房子變 50 萬了，之前認為已經鎖定了風險，這下不好說了。
具體需要看這種新的信用風險評估的方法跟傳統方法相比，應對周期突變的相對能力是更強一點還是更弱一點。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已有案例。2020 年世界經濟遭受新冠疫情的突然沖擊，這肯定是沒有預料到的大沖擊。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不良率也上升了，但在2020年6、7月份見頂后，很快就下來了。而同期很多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惡化的過程還沒結束。
它反應比較快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它用了很多行為變量和實時數據。在面對沖擊進行預測時，可靠性穩定性相對高一些。但并不是說它沒有問題。任何方法遇到周期突變時都避免不了，過去的預測就不靈了。但如果是實時數據，預測未來的可能相關性更高一些。而且變量里有很多行為變量，一個人的行為相對穩定。二是數字信用和傳統信用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傳統信用，查一次征信，做一次判斷。但數字信用是不斷迭代的。碰到新情況，更需要繼續迭代，根據新的情況做新的決策。三是大科技信貸相對來說期限都比較短，三個月或者六個月，這樣調整起來也更快。簡言之，數字信用確實沒有完全的預見性，但并沒有其它風控方法在遭遇重大外部沖擊時比它有更好的預見性。
數字金融會帶來新風險形態
南方周末：這么說，從宏觀面上看，數字金融確有獨特的經濟功能。你還曾認為，金融交易一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致命風險。如果信息不對稱問題特別嚴重，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而數字金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徹底解決嗎？
黃益平：世界上不存在徹底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事情。信息不對稱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存在。但數字技術能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比如，現在通過數字技術解決中小微企業的信息不透明問題，金融機構敢發放貸款了。但中小微企業的信息也不會全透明。
南方周末：你剛才說一起承擔完成了社科基金的重大課題“數字金融創新、風險與監管”課題。如果說傳統金融的風險在于信息不對稱，那么數字金融時代的風險是什么？它會以什么形式出現？會更嚴重嗎？
黃益平：數字金融肯定會帶來一些新的風險形態。風險永遠存在。比如，如果傳統的擠兌，儲戶需要到銀行門口排隊。如果大家都用數字金融，足不出戶，一兩分鐘就可以在線實施擠兌。再比如，斷網斷電，也會形成新的金融風險。
“沙箱”監管很重要
南方周末：如果數字金融跨越式發展，它對監管能力提出了哪些重大挑戰？
黃益平：我們要認真去研究它會有哪些風險。我認為要做件事：
第一，無論你用什么技術，只要從事金融業務，都要受到監管全覆蓋。所有的金融交易，在監管面前，都要一視同仁。
第二，既然新技術運用帶來新風險，監管也要創新。面對數字金融，監管需要運用數字技術進行實時監測監管。數字化監管非常重要。還有一種模式，英國針對金融創新有“監管沙箱”。即當監管機構無法研判金融機構申請的創新是否會引發嚴重風險和是否會帶來更大好處時，監管就會限制金融機構在一定條件下一定時間內進行試點。如果在試點過程中，風險可控，效益突出，就會推廣為一種普及的金融業務；反之，就會叫停。
南方周末：你認為，數字化監管是否已落后于主體的實踐？
黃益平：監管落后于市場，是一種正常現象。監管無法預測市場創新，技術也不一定跟得上。但不能落后太多，因為金融業務不能放任自流，否則會有巨大風險。
因此，創新之初，機構和監管合作很重要，這就是“監管沙箱”的價值。
南方周末：談起監管，還有另外一個困擾。金融科技公司更善于利用大數據精準獲客和風控。但它們需要不斷獲取客戶各種各樣的數據。投訴也不少。這是不可避免的？
黃益平：數據是數字金融一個基礎性的要素，金融機構利用數據了解客戶、管理風險，幫助解決了不少過去很難解決的問題。過去一些金融科技公司確實有不合規、不合法地搜集、分析數據的行為，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政策和規則。不過最近這些年，我國已經制定了許多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個人信息保護法。所以，你提到的問題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從政策框架來說，問題已經解決了，政策的落實與問題的徹底消除，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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